石宝光
石宝光（1905—1945），男，生于吉林省延寿县（现黑龙江省延寿县），2岁时搬到了方正。1926年入阿城静业中学，1930年考入东省特别区第二学校高中师范。石宝光在学校读书时就曾参加过抗日活动，是学生领袖之一。《晨光报》上经常有他的文章。
1934年，石宝光回方正从事教育工作。因其在读书时闹过学潮，日本人追查到方正。方正日本宪兵队将其逮捕。入狱后，其爱人潘敬民到处托人保释。潘敬民是当地较有名望的助产士，她找了好多亲戚和朋友到宪兵队说情，都无济于事。后来她找到了白大杆子。①白大杆子原名白振江，字玉凯，是方正县自卫团总团总。因其身材高大魁梧，站起来犹如一根旗杆，又姓白，因此人们送他一个绰号——白大杆子。“九一八”之前，他在依兰任蓝旗官。后解甲归田，回到家乡会发恒白家屯，置田买马盖房，很快成为这个村的地主，后来又当上了保长兼方正县自卫团总团总。说起白大杆子，方正县有一个谬误了几十年的传说。据说，白大杆子年轻时经常到佳木斯办事，在日本妓院里结识了一个日本妓女，名叫玲木芳子，和其相处甚好，来往频繁。后玲木芳子怀孕回国。回国前，这女人向白大杆子要一张照片，说：“若生男孩，长大后一定到中国来找你认爹。”
这日本女人回国后，果然生一男孩。20年后，这男孩随日军来到中国，又多次请求到方正县任职寻找亲爹。此人便是当时方正县妇孺皆知的西山大尉。到方正就职后，西山大尉骑着高头大马拿着他妈妈给他的地址和照片到白家屯去认爹。白大杆子一见西山大尉吓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西山大尉见状安慰说：“害怕的不要，我有话的说。”说着从兜里掏出白大杆子年轻时的照片，笑着对白大杆子说：“这个是你？”白大杆子接过照片一看正是自己。那时他20多岁，戴着毡帽，穿着长袍，一脸的微笑，这是他特为情人照的。看了照片，白大杆子心头不禁掠过一缕喜绪。多年来，情人竟然没忘记他。这喜绪一闪而过，接着又是一惊。难道面前这个人真是那女人生的孩子？白大杆子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性情残暴、野蛮，说不定会找自己麻烦。他战战兢兢地说：“是我。”这日本人听了后，立刻跪了下来，嘴里说：“你就是我的亲爹。”又磕了几个头。白大杆子急忙把他拉起，说：“不用磕头，不用磕头。”
从此，这“父子”就相识了。以后又传说他们同在一个桌上吃饭，西山大尉还常把白大杆子接到方正城里住上几日。
其实，这传说是白大杆子自己杜撰出来的。他认为日本人洋枪洋炮，大军压境，满洲国像铁桶一般。有日本人做自己的亲儿子，对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是大有好处的。
1947年土改斗争时，白大杆子讲出了事实的真象。当时会发恒的土改干部张英杰①亲自参加了斗争白大杆子的大会，据他证实，白大杆子当时是这样讲诉事情的经过的：西山大尉原是日军天野少将的步兵第十五旅团的一个曹长（班长）。1932年春，随军向方正进攻，行军到桶子沟里时，遭到吉林抗日自卫军冯占海部的猛烈阻击。战斗持续了一昼夜，吉林抗日自卫军五战五捷，日伪军大部被歼，只有少数侥幸逃走，西山便是其中之一。
天刚麻麻亮，白大杆子站在大门口向两边张望。这时，桶子沟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枪弹散发出的硝烟和晨雾混在一起，能见度很低。突然，他听到由远而近的急促的脚步声和喘息声。白大杆子下意识地退到院子里，从大门的一条小缝向外看。一条黑影跃到了门前，在东张西望。白大杆子从那人侧身看去，衣服破烂，鞋子丢了一只，满身是血，十分狼狈。只见那人看看没有什么动静，急转身来敲门。忽见门有条缝，手又缩了回去。这时，白大杆子从门里走出来，手里提着门闩。那人见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来，情知逃跑来不及了，急忙跪下来磕头。白大杆子从衣服上一下子就看出来这是日本兵，嘴里“咕噜”地不知说些什么，脸憋得通红。白大杆子立刻明白，他是想躲藏起来。于是，白大杆子急速地把那人领进院内，关上了大门，把他藏到了萝卜窑里，躲过了吉林抗日自卫军的搜查。
白大杆子不但把这个曹长藏了起来，还让他媳妇张大脚给他做饭吃。3天后，这日本曹长来到方正县日军警备司令部，由警备司令部押送到了日军部队。1932年夏，西山大尉来到方正任警备司令部司令。这时白大杆子在会发恒任保长，年龄已近50岁了。一次，到方正办事碰见了西山大尉。西山大尉见面就说：“你的就是我的亲父亲的。”西山大尉的汉话这时已学得差不多了。他去会发恒拜见过白大杆子，有时还把他接到县里来住上几天。
这一段谬误了几十年的历史史实，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得以纠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潘敬民向白大杆子诉说了事情的原委，白大杆子满口答应。第二天，白大杆子和西山大尉说了此事。西山直摇头，对白大杆子说：“他是国家要犯，有反满抗日行为，不能放。”白大杆子说：“他的事和我的事一样，你一定要放。”西山大尉“唉”地一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了他吧。”第三天，石宝光就出狱了。
1934年，石宝光到大罗勒密学校当校长，教务主任是傅广兴。石宝光常把教学工作托付给傅广兴。自己外出办事，一出去就十天、八天的。日子一长，傅广兴就问石宝兴：“你都上哪去？能不能告诉我？”石宝光一开始不肯，后来傅广兴问急了，就说：“咱俩是老同学，我只能告诉你自己，你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要让日本人知道，咱俩的脑袋就都没有了。我一出去就到下江（汤原）一带和一支抗日武装取上了联系。就告诉你这些吧，千万不要说出去。”石宝光在大罗勒密任职4年，经常和抗日部队取得联系。
1937年，石宝光又回到了方正，先后任中央校和崇实校校长。这时正是“芦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了，同时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更深了。有正面的斗争，也有背地的破坏。
一天夜里，石宝光带领几个人偷偷地来到永建日本人水田区，将水堤和稻田地池梗子扒开，让水淌干，长不出稻子。第二天，石宝光照样衣冠整洁地来到课堂上。日本人侦察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查出头绪来。
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加紧了对中国的搜刮和掠夺。一方面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大肆宣传“圣战”的意义，如何加强“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一方面强迫老百姓出钱、出粮、出牲畜。它的附属机构伪协和会正是履行这个任务的。春天的一日，方正县伪协和会会议在曹江家前院召开。伪会长首先讲了当前的“大好”形势，又讲了“良民”守则，最后让每个老百姓按规定拿粮食支持前线，没有粮食的出牲畜，没有粮食和牲畜的出钱，什么也不拿的不是好良民。石宝光做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了这个会。他听了之后非常气愤，这太欺负中国人了。他代表广大老百姓，当即在会上提出了3个问题：“1、老百姓连吃的饭都没有，怎么拿粮食？2、牛马没有料怎么种地？3、农民没有种子，种不上地，怎么产粮食？这三件事如果公家能给解决，我们就拿，不然的话不能完成。”这分明是反抗，是斗争。这一下子可惹恼了日寇，但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解释不了觉得理亏，又考虑到石宝光的地位和影响，不好动手捕抓。敌人却记下了这笔帐，石宝光受到了暗中监视。一个月后，他被调到绥滨县某学校教书，敌人派暗探监视。
1944年初，他又被调回方正县，任斌兴小学校校长。在一次县联协会议上，石宝光发言时讲：“日满协和，日满人就应该一样待遇。如果待遇不一样，就不是协和……。”伪方正县警务科警尉吕达勇将石宝光校长的话向警务股长日本人滕田做了汇报，石宝光得知消息后立即逃走。滕田多次率人到石家抓捕都没抓到。后得知石宝光在延寿飞机场修飞机跑道，在深秋的一个夜晚，日寇突然将石宝光抓捕，押往长春监狱。
日寇施用了酷刑折磨石宝光，什么坐飞机、上大挂、烙铁烙……什么刑都用过。两个大拇指被抻出多长，身上没有一块好肉。但这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没有出卖人民、出卖同志。
在牢房里他和一个姓王的难友相处很好。这位姓王的难友为石宝光英勇的民族气节所感动，因此经常关照他。开饭时，他帮助石宝兴挑出饭里的耗子屎和一寸多长的白蛆；在受到刑伤后，他鼓励石宝光要挺住，要坚持，给了石宝光勇气和力量。他们就是在这非人日子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位姓王的难友含着眼泪告别了石宝兴提前出狱了，因为他不是政治犯。日寇继续对石宝光施以暴刑，折磨得他奄奄一息了。1945年1月，敌人看实在打不出什么口供，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将石宝光拖出监狱，扔在大道上，想冻死他。
这时，那位姓王的难友刚好从此路过，看见大道上躺着一个人，一看正是石宝光。他急忙拦住一辆拉菜的人力车，把石宝光拉到了他家。给石宝光烧的热炕，包的饺子。石宝光由于在监狱里长期缺乏油水，现在突然有了油水，肠胃承受不了，便拉起肚来，后来转成了痢疾。这位难友一看不好，一面把石宝光送进了医院，一面给方正他爱人拍了电报。
在他爱人接到电报前，以为他失踪了，不想他还活着，她急急忙忙赶到了长春。当她看到石宝光时，觉到现在的石宝光和以前的他判若两人，一扫过去的英俊模样，遍身是伤，瘦骨嶙峋。石宝光对他爱人说：“我对得起你、孩子和同志们，我什么也没说。”
由于石宝光伤病交加，入院的第9天便与世长辞了，时年39岁。他的遗体被掩埋在长春。
